北大王辉:80后一代为何不愿多生孩子?

发表人:爱客开源   2019-02-25 21:00 来源:氘氪生活   0条回复   浏览2477次   我要回复   文章分类:情感

北大王辉:80后一代为何不愿多生孩子?

近期,原子智库编辑陈兴杰独家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辉,请他谈中国的人口话题。王辉早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近几年,王辉从劳动经济学切入人口研究,作了扎实的工作,其与梁建章,Edward Lazear 的文章《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 (人口特征与老龄化)于去年发表在经济学顶尖刊物之一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本文为王辉副教授的采访实录,内容有编辑整理。

北大王辉:80后一代为何不愿多生孩子?

人口总量有统计水分,但不重要

原子智库:王辉老师你好,感谢你接受我们访谈。最近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分别发布报告,披露中国的人口数据。在人口总量,新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方面,都出现争议。王老师如何看待中国人口数量的“水分”问题?

王辉:我本人是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对中国人口问题做了相关的研究。我觉得关注中国人口问题不仅仅应该关注数量的变化,更加应该关注其结构的变化。后者的变化速度远比前者要快,而且影响会更深远。不过,我们可以先谈谈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先从你说的人口统计问题谈起。中国的人口统计,是偏高还是偏低,这在学界本身有一定的分歧。

有些学者说中国人口数量存在低报。过去计生压力很大,是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样的压力下,你会发现每次人口普查,在低龄儿童部分都出现了虚报、低报的现象。就像“超生游击队”那样,很多人在外面生你也看不见。

如果是超生的话,一般都没办法注册户口,但家长总能想办法让孩子有学上。因此,很多人口学家考察小学入学率,并发现用小学入学率推导出的小学生数量,比用人口普查推导出的适龄儿童数量多出很多,这就证明是有低报的现象。

还有一些人口学家,利用最近的第六次人口数据发现,基于以往数据(主要是五普及以前的数据)所形成的对于人口的预测普遍存在高估的现象,高估了生育率,低估了老龄化进度。特别是五普(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似乎度量误差有些大,使得大家对人口数量统计数据的信任度降低。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上下几千万的人口统计偏差数目上虽然很大,但在中国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里,还是只占到了总体的1%左右。做任何统计,百分之几的误差都是可接受的范围。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每一年的数可能存在虚报现象,但如果虚报的程度跨年不变,数据所展现的,跨年度变化趋势就是相对可靠的。

据学者推算,即便目前我们已经施行了二胎政策,在出生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最晚在2030年也会出现下降趋势。因此我说,相比较人口的总体数量而言,我觉得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应该更值得我们关注,这对我们理解人口变化会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的00后比80后少了9000万人

原子智库:您说的结构性变化,指的是哪一方面?

王辉:主要是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原因是生育率偏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解放初期是5到6,也就是说每个妇女在其一生中平均生育5到6个孩子。七十年代初期, 人口压力开始显现,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当时不是强制性的,叫“晚、稀、少”,这个政策其实已经很有效,总和生育率也很快降到2到3的水平。现在中国总和生育率是多少呢?较乐观的估计是1.8,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是1.5左右,学界也有估计是1.4左右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要想保持跨代际人口数量不变,总和生育率要维持在2.1左右。

相对于这个指标,现在中国总和生育率处在较低的水平。低于2.1会出现什么情况?举例而言,中国目前有80后2亿4千万人,90后是1亿8千万,00后是1亿5千万左右。生育率低于2.1,人口跨代际就会缩减,年轻人比例就会越来越低,这是我国人口结构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假设我们把20岁到60岁看成是劳动力人口,目前这部分年龄段的人数正处于历史峰值水平,大概是8.5亿左右。但如果出生率维持1.6左右,劳动力人口数量就会在2050年下降到6亿左右。从8.5亿降到6亿,降幅大概为30%左右。

30%的减少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简单想一个模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劳动力能够对应生产一单位产出,到2050年之前中国的GDP每年面临一个1%的下降趋势。由此可见,适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是我国人口所面临的重要结构性改变,其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点是,经济学对于未来的预测,通常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预期未来20到30年内的劳动力人口变化,我们确比较有信心。 因为不论现在出台任何政策,即便能够影响生育率,这些新生的人口也要在20年之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切实关注未来20到30年可预期的人口结构变化。

出生率降低是大势所趋

原子智库:人口出生率出现大幅度降低,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辉:按照我们刚才的谈话,大家可能很容易得出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是施行严格计划生育的结果。实际情况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率是有相当的影响,但真正影响的大小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周边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都没有施行过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目前的生育率都很低。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全球,也会发现同样的趋势,即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生育率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称为“人口转型”,英文是Demographic Transition。

人口转型这一现象有很深刻和复杂的背景,对于其发生的原因,学界有很多解释。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农业社会,人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投入,人多则意味着产出多。而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对人力可以产生替代作用,因此人作为要素投入的需求被弱化了,这是人口转型的原因之一。

第二,在农业社会,社会福利体系欠发达,储蓄能力差,在老年无法工作后就只能靠子女赡养;而在现在社会,随着养老体系的不断完善,“养子防老”的动机也逐渐下降,这也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

第三,在农业社会,妇女在家庭外的工作机会十分有限,因此妇女在家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才出现了“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家庭分工。

而在现代社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与所得到的回报日益提升,在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0%左右。女性因在家带孩子而放弃的工作机会与家庭收入越来越高。,因此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这也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抚养孩子的成本,特别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在农业社会,要想使一个孩子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对其最重要的投资实际上是食物:只要吃得饱,就能下地干活,就有劲儿,就会有收成,有收入。

但是在现在社会,光有劲儿,有肌肉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头脑,在经济学中的概念叫“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方式是依靠教育与培训,这些在现代社会的成本都是很高的。特别是在中国,本身自古对教育就非常重视,更加加重了对有限教育资源的竞争与博弈。

总结一下,在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养孩子的成本,特别是教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以及陪伴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机会成本的高昂,是导致人们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鼓励生育很昂贵,但一定要做

原子智库:因此,现在要改变限制生育的计生政策,转向鼓励生育,是这样吗?

王辉: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的联系十分紧密。 明白了“人口转型”现象的重要性,我们就可以推断,即便80年代初没有执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也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相关的研究,结论是,如果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充其量只能使其下降的速度减缓,能使得老龄化等社会问题晚些年显现。

在目前,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缩减的问题日益得到广泛关注,想办法提高生育率,抑制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刻不容缓。我国的一胎化政策其实一直在逐渐放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省份就已经规定了,如果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个孩子。

而到了2014年,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允许夫妻中任意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到了2016年,则允许所有家庭生二胎。虽然有了这些政策变化,而且也看到了短期内生育率的提高,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人口转型”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便现在将生育限制完全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会十分有限。

我们所观测到的短期生育率的提高大部分是“存量”的释放,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无法生多个的家庭,在政策放开后会赶紧多生。但如果我们关心“增量”的话,即考察新进入婚姻市场,适龄生育的年轻父母,调查其生育意愿,所得到的结果应该还是会越来越低的。这就是人口转型的力量。

这里补充一个数据,刚才提到2014年大部分省份已经允许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二胎,截止至2015年末,全国符合条件的这样的家庭中,只有不到20%的家庭实际提出二胎申请,这也是二胎生育意愿低的一个证据。

因此,要想应对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仅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更要考虑如何能鼓励提高生育率。这在全世界也是一个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有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由70年代的9%上升到了2013年的27%。

鼓励生育的具体政策包括:生育补贴;幼托服务提供;延长父母的产假;税收返还等等。中国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以及韩国都或多或少的施行了这些政策,有些国家如日本甚至已经施行了近20年,但结果大都收效甚微。

我的合作者,携程的董事会主席梁建章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统计图,画的是全世界每个国家对生育鼓励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各国生育率的关系。

图像显示,这两个变量的关系显著为正,也就是鼓励政策越多,花费的资源越多,人们是会多生一些。但问题是,这个正效果的值本身并不大。大约是每增加相当于GDP1%规模的生育补贴才可以使总和生育率上升0.1个点。你要花很多资源,才能够使生育率上升一点点。

因此说,鼓励生育的政策非常昂贵,搞不好只有发达国家才付得起。中国比较纠结的在于,我们还没富呢,就先老龄化了。所以说想鼓励,谈补贴,效果也可能是有限的。当然,能改善一点是一点,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对二、三十年后的改进,即便很低也应该尽早做起来,早做比晚做强。

养老压力空前大的一代人

原子智库:人口问题最大的现实后果是人口老龄化。未来的养老问题将十分突出,王老师可以向我们解释,从人口话题延升到养老问题的推演过程。

王辉:说到养老方面的话题,就要谈人口红利,还要谈抚养比。

关于“人口红利”,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适龄劳动力人数多,生产价值的人口多,这对经济发展有利;第二,年轻的人多,退休的人少,干活的人多,吃饭的人少,生产剩余多,储蓄率高,投资率高,资本积累快,也对经济发展有利。

这里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涉及了“抚养比”的概念。“抚养比”通常用16岁以下以及65岁以上人口数量,除以16~65岁人口数,即劳动力数量。它衡量的是一国的劳动力所承担的抚养为劳动力人群的压力。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劳动力人数的减少,也体现在抚养比的不断上升。中国从50年代到今天,由于生育率的下降,16岁以下儿童的抚养比迅速下降。家庭不用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养孩子,便会有更多钱用于消费和投资。

中国家庭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很高的水平,资本积累很快,跟儿童抚养比的不断降低有很大关系。不过,如今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已经开始退休了,我们可以预见,老年人,退休人员的抚养负担会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正处在抚养比的一个拐点,也即最低水平点,今后中国家庭的抚养比会越来越高。目前典型的80后组成的家庭,一对夫妇需要抚养一个孩子,并赡养4位老人,生活压力是很大的。

另外也应该注意到,未来时期抚养比所带来的实质性压力,会显著高于历史上抚养比同样高的70年代。70年代中国家庭的抚养比高,主要是因为孩子的比例高。

而未来需要抚养的主体是老人。并且根据美国的数据,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是儿童的1.8倍。我们参照美国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推算,到2050年,我们的抚养比会比70年代的最高水平还高出50%。

随着人口抚养比不断增加,国家的养老账户就会出现问题。由于退休人员比例增加,用于赡养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的需求也增大了。如果不增加税收以平衡这一需求,那么政府的财政资金存量(养老金)就将面临愈发严重的入不敷出的问题。

我国目前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养老金账户赤字问题,就是该困境的一个表现。2014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只有2个;但2017年这一数字就上升到了7个。伴随着社会抚养比的进一步上升,这一问题只会更加严重,甚至发生养老金账户“穿底”的风险。

在政策上,想降低抚养比,可以推迟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力大军,也可以减少养老费支出,既开源又节流。这是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获得了显著的效果,我们国家应该进行参考并进行相应政策的制定。

提高人口质量,还可以做更多

原子智库:谈完人口数量和结构,我们再谈人口质量的话题。中国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经常会强调提升人口质量。也有很多人认为,人口质量提升,可以缓解将来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王老师如何评价?

王辉:实行计划生育时,我们有过一个口号,叫“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质量-数量权衡”假说,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教授提出的。

讲的是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越多孩子,孩子所得到的人均教育年限就会降低。我不知道制订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有没有参考这个理论,但这个模型所谈的道理确实是我们施行计划生育的动机之一。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生育率的降低,每个孩子的身上会集中更多的教育资源与投入。伴随着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政策,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的人数不断增加。

目前是每年毕业800万,持续十年就是8000万, 30年就是2.4亿。到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劳动力一定会超过3亿,甚至到4亿。这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全国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将会有比美国总人口还多的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21世纪最重要的财富。

在劳动经济学中,“技术型工人”的定义就是具备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工人。技术型工人在经济发展、技术与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21世纪是人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正印证了李克强总理的那句话,21世纪的中国,要从把握“人口红利”转为把握“人才红利”。中国能否发挥有限劳动力资源的潜力,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均有着巨大的作用。

未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怎么增加?第一,要靠教育水平的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高;第二,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村不断释放剩余劳动力往城市走,这本身就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加;第三,劳动力应该能够跨地区自由地流动。

同样一个劳动力,与其一直扎在一线城市找不到好工作,不如去其他城市,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充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可以增加劳动效率。因此在给定的老龄化趋势很难改变的前提下,要想尽量发挥人的作用,其实还是要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改革。

这里谈到的论点,对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给定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是必然趋势,所有城市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如果一个城市能够不断地吸引外来的劳动力,就会抵消本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其经济就能保持活力;相反,如果留不住人,甚至本地的人才都流向了外地,则会加重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枯竭。

可以说,在21世纪,有人,就有人气;有人气,就有经济发展。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许多城市都意识到了人气以及人才的重要性,“抢人大战”如火如荼。发表时间:2019-02-25 21:00 文章作者:爱客开源(来自氘氪网)本文链接:http://www.daokr.com/article/show/33583

城市间如果能形成对人以及人才的良性竞争,有利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也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这可能是解决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更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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